003.1. 2000-9-20 李光耀.SOS

(李光耀(中)當年在新書發表會上)

 

這世界上,很少有能夠與一個國家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家,二0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過世的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就是這麼一個人。

 

提到新加坡,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聯想起李光耀,提到李光耀,浮上許多人腦際的,不會是前總理吳作棟,也很可能不是現任總理李顯龍,而是在一九九零年就已辭去總理職務的李光耀。

 

對很多人而言,李光耀是一位十分強勢的領導人,甚至被稱做是一位「成功的獨裁者」。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就曾經略帶揶揄地說過,「我和李光耀,哪個比較獨裁?」。言下之意當然是指李光耀一意孤行,決定的事,必然貫徹到底,不容挑戰。

 

但實際上,在我的心目中,李光耀其實是一位外方內圓的傑出政治家。他絕非鐵板一塊,而是極能審度時勢,做出調整。更重要的是,他的調整、犧牲或者堅持,都是為了新加坡的利益。這,才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是於一九九八年起以台灣「中國時報東南亞特派員」的身份被派駐新加坡,前後六年,也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見過李光耀,但我最想要做的,就是親身專訪他一次。

 

所以,我幾乎是到任之後就提出專訪要求,但一直未獲得回覆。直到李光耀於二零零零年九月赴台訪問回新加坡之後,有天突然接到李光耀新聞秘書楊雲英的通知,說是李光耀已經同意專訪,要我準備進行,同時特別交代我不要透露消息。

 

我很興奮,但並不知道李光耀突然同意專訪的原因,只能猜測是李光耀訪台時見了彼此交情深厚的「中國時報」老董事長余紀忠先生,余先生也許跟對方提了我在新加坡,所以李光耀才同意我的專訪。

 

哪裡知道,就在專訪要進行的兩、三天前,楊雲英又突然給我電話,抱怨我為什麼把消息洩露出去。我跟她保證除了報社內極少數的相關人之外,沒有人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結果楊雲英告訴我,台北「聯合報」新加坡特約記者周嘉川就李光耀準備接受我專訪之事向她提出抗議。如所週知,當年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勢同水火,余紀忠和「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雖然同為國民黨中常委,但兩人從來就王不見王。

 

現在,「中國時報」要專訪李光耀,「聯合報」自是丟不起這個臉,所以才通過周嘉川抗議。我當時覺得對方的抗議毫無道理,但是楊雲英告訴我她這邊也很為難,而且「李資政已經知道這件事,會做出決定」。

 

第二天,楊雲英就告訴我,專訪照原訂時程,但改為書面。老實說,這有點出乎我意料。我原先揣測,以李光耀的「強硬」,很可能會對「聯合報」的抗議置之不理。或者會以「消息洩漏」為由而取消專訪,畢竟,由於有事先的約定,這個理由是站得住腳的。

 

卻沒料到李光耀選了第三條我沒想到的路,而且在作法上有些巧思。如果是按照原先安排的專訪,我採訪完後的作業,李光耀這方是無法控管的。但改為書面專訪後,楊雲英把李光耀的書面回答交給了新加坡包括英文「海峽時報」和中文「聯合早報」在內的所有媒體還有提出抗議的「聯合報」,並且約定了發表日期,絕對不能搶在「中國時報」前面,而且必須註明是李光耀接受「中國時報」的專訪。

 

事後證明,這個作法在當時來說,是李光耀能選擇的最佳解決方法。首先,我雖然有點委屈,但畢竟是「中國時報」掛名採訪,而且新加坡的媒體都指名轉載自「中國時報」,甚至「聯合報」都不得不提報導內容是來自於「中國時報」對李光耀的專訪,等於是給足了「中國時報」面子。

 

李光耀這樣做的理由也很簡單,余紀忠、王惕吾都是他的老朋友,如果「聯合報」當時沒抗議,一切都好辦,但既然抗議了,他也要給「聯合報」一點面子。因此前述的作法可說是面面俱到,不得罪任何人,但是大家都達到了目的。

 

在新加坡的六年之間,我對李光耀的觀察,也印證了他在強硬外表之下圓融,證明了他是一位務實的政治家,只要能達成目標,他可以做任何的調整。

 

還有個例子就是新加坡開賭。很多人都知道,李光耀是強烈反對開賭的,甚至於公開說過,「開賭?除非 Over my dead body」。

 

但是新加坡在二零零三年前後經濟陷入困境,二零零四年上任總理的李顯龍極思突破,開賭就是其中一個選項。當時擔任資政的李光耀對於兒子要開賭,恐怕是反對的,但就我記憶所及(我是在二零零四年離開新加坡),他似乎從未在這議題上公開表態。

 

新加坡隨後開賭,也證明了確實對帶動經濟復甦起了很大作用。這件事,再次證明只要對新加坡有利,李光耀絕對可以也願意調整。

 

前面提到的都是小事,但見微知著,多少可以洞見李光耀的處事準則。

 

有趣的是,李顯龍相對於父親,感覺上是一位相對溫和、可親的人,但在該堅持的事情上,他卻是一位相當堅韌甚至固執的人。

 

父子兩人,一個外方內圓,一個外圓內方,但都執意作對新加坡有利的事。新加坡人,真是何其有幸。

 

 

延伸閱讀


《李光耀,還好沒生在泰國》

《雙城記 – 曼谷 vs 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