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知道的運動倫理學（九）：比賽放水其之一

多數人都認為運動是本真的。本來應該是玩真的，玩假的，就沒意思了。

但人類文化有個特質，就是真有真的樂趣，假有假的爽度。造假是種手段，為了造假所能滿足的特殊目的，運動人會想盡一切可能鑽漏洞。服用禁藥是種造假，是為了追求更好的成績，而「打假球」也是造假，往往是為了有出人意料的差勁表現。

那為什麼要有意外的爛表現呢？最常見的理由是為了錢，也就是為了賭博利益而放水，大家賭我贏，我就輸給你看，押我輸的少數人，就可以反撈一筆。第二種理由是為了賽程安排上的計算。我輸了這場，可能晉級後就可以碰到更差的對手，或是讓強者被淘汰。

放水在道德上的錯誤非常明顯，就是「惡意的欺騙」，沒有太多爭議空間，我就不加深論，如果碰到例外的狀況，才會特別拉回規範倫理學來闡述。在這個主題中，我打算討論的是成因與解決方案，但要討論這些主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是描述倫理學，需要一點「真材實料」。

但放水的本質就是騙，與賭相關者，又涉及黑道與犯罪，要怎麼弄到真材實料呢？

還好，我做過五年的台灣職棒放水案田野調查，這種黑資料，我手中有不少。也因為資料太多了，而篇長有限，以下我會區分成至少三篇的系列文（也可能是四篇），盡可能探討這個議題的多個面向。

對賭博的熱愛

雖然放水球常和賭博是綁在一起的，感覺兩者不可分，但運動賭博是個單一議題，不見得需要和放水牽上關係。而運動賭博有兩個層面，第一是普通人賭，第二是運動員賭，而放水球可能與兩者都相關，但我們不妨從賭博的運動員看起。

依據針對NCAA（美國大學運動組織）的運動賭博數據，大學運動員較一般大學生愛好賭博，其中男性運動員又比女性運動員好賭。也有另一份研究指出，約有28％的NCAA運動員曾參與運動賭博，更有超過14％曾經投注NCAA比賽。而收錢放水的比率呢？雖然可能有很大的黑數，但也有約0.1％的NCAA運動員承認幹過這事。

首先，運動員因為較一般人常接觸運動項目，具備較多相關知識與興趣，因此對於運動賭博較為熱衷。而性別上的差距，則可能和性別刻板印象有關，男性運動員通常較女性更強調「衝動」，且易受男性同儕的影響而採取冒險行動。

此外，運動本身有大量的或然率計算（打擊率等），選手已習慣這類計算，並常承擔場上選擇所帶來的結果風險，也將這種行為模式視為競賽價值（樂趣、成就感）的來源。許多運動競賽中本來就有大量「猜測」與「壓注」的成份（猜球打、猜假動作），也使得選手較一般人更習於且樂於「賭博」。

上面舉的例子是NCAA（最接近職業運動的層級了），那職業運動員呢？可惜並不存在類似的量化研究，但我們有很醒目的個案，也就是彼得羅斯（Peter Rose），他至今仍是MLB生涯安打數最高紀錄的保持人。1989年在他身為紅人隊（Reds）教練時，承認在球員與教練時期都曾參與運動賭博，也包括對其所屬的紅人隊的比賽下注，並因此遭到終身禁賽的處分。

調查報告指出，羅斯從1985年開始賭球，甚至1987年以降，更是天天賭球，每天都押注超過一萬美金以上，但這份調查並沒有找到他押注紅人隊「輸」的證據。然而調查負責人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雖然報告上未言明，不過他個人強烈懷疑羅斯曾押自己的球隊輸，而當時羅斯是紅人隊的總教練。

這事情就大條了。這就不是沉迷賭博的問題而已，他很可能因為簽賭，而刻意讓執教的球隊輸球。這就是我們要談的「因賭而放水」的議題。

台灣人真行

但講到因賭而放水，台灣人一定會跳出來，強調我們在這方面就是猛，連中國人都比不上。雖然中國職足也是放得有來有去，但考量人口比例，要和台灣職棒三年一小放，五年一大放的頻發程度相比，還是路邊拿張板凳坐著先。

在職棒的「因賭放水」歷史中，許多球員也直接參與下注，但多數並未因賭博罪被判刑，而是因放水等詐欺行為而被判有罪。涉及賭博的球員，當然以押注自身輸球為主，但亦有表達是押注己隊贏球，意圖脫罪者。

運動賭博在當前的台灣已經合法化，也是很重要的運動財源，在可預見的將來勢必會擴張，如何將之擋在運動倫理的大牆之外，是個很複雜的技術性問題。我們現在有一系列禁止球員參與合法賭博的法令，但大家也知道，放水球的問題成因並不只是賭博本身，還有更多的背景因素。

就像我們也賭（玩樂透，打麻將），但我們並不太會試圖做弊。就算會想，也只是想一想。但放水案的涉案者可是真的著手去幹，而且這樣做的人很多。為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離開賭博，去觀察放水案。對於台灣職棒的放水案，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套觀點，也可能會有一些不可告人之「奧義」。但講難聽點，因為研究的關係，這種二三四手資訊我聽得太多了，基本上都沒啥意義。就算球員講的第一手資訊，都可能有問題。

這是個牽涉到「假」的道德爭議事件，要從中釐清出一些「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對於外行人來說，有兩件事是可以隨時記在心裡的。

第一，是別輕易相信任何人的話。把相關的話語框起來，做好標記，以利之後拿出來比對。

第二，就算是假的東西，也有其之所以造假的原因。那原因是真實的。

為了怕你覺得無聊，先給你兩段提神用的田野記錄。這兩例已經以各種形式（包括論文、演講與節目）談過了，所以讀者們或許會有似曾相識之感。

嚇一跳？記住，別相信任何人，這是第二手資訊。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放水球是什麼？

放水球的內幕故事總是特別吸引人，但也可能誤導我們的思考。如果想要避開故事的誘惑，我們就應該回歸基本的思辯，該有的哲學處理程序還是不能免，得先看到定義的部分。

所謂「職棒放水」、「放水球」、「賭博假球」指的事件主題，是職棒球員、教練或隊職員涉嫌於競賽過程中，因收受外來利益或受到威脅而打假球（放水）。

職棒放水案的詳細發生過程與歷史，並非我想介紹的部分，有興趣者可參考網路資訊，其整理的細密程度，遠較任何現有紙本文獻來得完整。

雖有這些外在資訊，不過我還是簡述一下倫理學分析所需的放水球脈絡。經由檢調單位介入調查，並進入司法程序的台灣職業棒球簽賭與放水案（及其衍生暴力事件），至本文發出之日，總共發生過七次（每「次」都有數人至數十人涉案），發生年度分別為1996、1997、2003、2005、2007、2008、2009。學界通常用年度對其進行命名，以免造成混淆。一些發生在之前與之後的小道消息與相關案件，暫且不計。

對於不太注意國內職棒的人來說，可能因為常聽聞職棒簽賭放水的新聞或小道消息，而有「職棒一直在放水」的印象。就上述的發生年份來看，也不能說這樣的印象有所偏頗。過去放水案的間隔期最長是六年，2009的最後一起至今已有七年以上，算是可喜可樂。整體來看，放水案主要頻繁發生在本世紀初，而且幾乎每一支曾經存在的職棒隊都有涉案者。

上述事件的年代劃分，是以司法機關介入調查為準，在司法機關未有動作的年份，不代表該年沒有放水的情形。有部分案件是檢調單位進行長時間的監控之下才得以「破獲」，因此上述的「間隔期」也不代表其中沒有放水事件。

相對於世界先進國家的職業棒球，上述頻發狀況無疑是種病態，而且病得頗為嚴重。當然，擁有職業棒球運動的主要國家，都曾經發生過球員涉賭與放水的狀況（美日也有黑襪事件與黑霧事件等大型放水事件，而韓國日本近年也有數起小規模個案），但要和台灣的規模和損害度相比，仍有明顯的差別。

有些人會提及中美洲職棒也有類似的放水狀況，但我認為往環境更惡劣的層級去比爛，並沒有太大意義，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往上才是。而且不往上的話，還可能拖累其他運動群體。據聞台灣放水球與賭博「整合」的技術已向東亞輸出，在中國與韓國的職業運動放水案，很多都是採台灣模式，甚至台灣整組人馬移過去操作（有點類似像電話詐騙的全球移動）。這就不太妙了。

原因呢？

對於台灣為何一再發生放水案，球迷、媒體或是運動專業的研究者提出了許多論述，我會一一看到這些論述，並談這些論述的問題在哪裡。之後，我會轉換角度，談實際上更有說服力的成因是什麼，但因為篇幅長度限制，這部分在本系列下一篇再來談。

1.檢警調辦案不力

在前幾次的職棒放水案中，因法律制度不建全，加上缺乏處理經驗與判例，最常見諸報章，也是輿論認為最主要的放水案原因，就是「檢警調辦案不力」，法官「斷案太慢」或「判得太輕」。

雖然放水風聲傳聞一直不斷，但負責偵辦的檢、警、調辦案速度比民眾的期待要緩慢，甚至有檢方與警方涉入職棒賭博，讓民眾信心大失。而且因法令上的原理問題，就算抓到許多證據，也很難將放水涉案者關入大牢。即便2011年立法院進行了相關的修法，也不易真正打到「老虎」。

許多人認為，在執法單位不濟事的狀況下，放水者不會受到任何具體、立即或有威嚇性的懲罰，放水案自然層出不窮。

不過這論述有其盲點。首先，要偵辦放水案其實相當困難，存在著難以跨越的技術性障礙。職棒球員與組頭或黑道見面，有可能談的是放水案，也有可能是一般生意，或者只是朋友聊聊；除非全面監聽搜證，否則難以找到直接證據；但是要監控所有職棒球員與教練等從業人員（國內約250人），就檢警辦案能力與效益上來說，不太可能列為優先且持續進行的偵辦項目。

畢竟打球放水，比起殺人、放火、販毒，還是有明顯的輕重之別。此外，長期監聽是否合於人權標準，也是一大問題，法院簽發長期監聽票的意願也越來越低。

還有，就算把握到某些關鍵證據，也難以確定場外約定與放水舉動兩者間的「對價關係」，這不只是法學上的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倫理學困難。我們無法判斷他人的真實意志，除非球員自白犯案，否則即使是隊友或教練等專業人士，也難以分辨這球員是真的打不到球，還是故意打不到。

舉例來說，就算檢警監聽到球員與賭徒之間的電話約定，也追蹤到金錢的流向，甚至球員也在場上漏球了，法官還是無法百分之百確定這是打假球。他有可能是真的放水，也有可能是技術上的能力不足造成的真失誤，也可能是被太陽曬昏的意外；當然，也可能是他在「放水」與「不放水」間來回掙扎，滿腦雜訊，導致球一打過來時無法反應而漏接。

整體來看，司法系統的問題或許是職棒放水的成因之一，但不太可能是唯一的成因，因為所有先進國家在偵辦上都有類似的法學與倫理的困境，但其他國家並沒有這麼高頻率的發生放水案；就算發生了，也不太有批判司法系統的聲音。

2.台灣黑道橫行

與「司法問題」相類的成因是「台灣黑道橫行」。部分學者與球迷認為球員之所以涉賭放水，是因為黑道以暴力脅迫，而在最早幾次的職棒簽賭放水案中，也真的發生過黑道暴力脅迫（用槍威脅）放水的狀況，之後也的確有政治人物利用其身份掩護黑道（或自己就是黑道首腦）施暴，讓球員在黑白兩道的壓力下不得不從。

因此，「台灣的黑道橫行」雖不見得有量化數據支持，但在百姓的眼裡是個「既定事實」，所以特別具有說服力。

不過此成因仍有待更進一步的釐清。的確有黑道以暴力要求放水的狀況，直到晚近的放水案，都有黑道召來球員排排站打巴掌，要求放水的傳聞。但依法庭證詞，多數涉案球員並不是受迫放水，反而是自己去找組頭談放水條件，這種狀況在後幾次的放水案中比例越來越高，甚至司法單位也懷疑某些涉案球員主張自己被黑道暴力威脅，是想要脫罪。

再者，前幾次涉賭案中，涉嫌暴力挾持球員者，不純然是直接脅迫放水，也有黑道質疑球員是否放水，以致於害自己「被黑吃黑」而輸錢，因此暴力相向討個公道，並要求球員「放回來」。

整體來看，早期職棒放水案中，暴力所佔的比重不低，但「威脅利誘」的「威脅」部分確實在日後慢慢減少，「利誘」部分則明顯增加，有些放水案是賭客以女色或金錢誘引球員，部分是球員自己主動去談放水價碼。

你越深入研究，就會發現黑道的確是有，但「橫行」兩字顯然太過，他們的囂張若非嘴砲（特別是旗下簽賭金額部分，往往是嘴出來的，而且一嘴就是數十倍到上百倍），就是非黑道者自行腦補。他們多數只是涉案者牟利時的談判對象，不見得是案件的「首謀」。當然，有些案子是引入黑道後，反而為黑道掌握、利用，但這也至少證明黑道就不會是唯一的成因。

因此，就算「黑道橫行」這個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信的，但影響力正隨著時間減弱中。

3.聯盟無心防賭

另一個常被人提出的理由是「聯盟及球團無心防賭」。聯盟（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CPBL）與各球團投入防治簽賭的預算相對為少，而處理疑似涉及放水球員時的態度，也常處罰過重（過）或不夠果斷（不及），拿捏不當，造成球迷或球員的不滿。

像是開除球員的理由十分隱諱，外人無法得知其實情，更添想像空間；又或是交保即解約，道德標準過高，易受外人操控，公平性讓人質疑。

之所以有這些問題，球迷多認為是因為CPBL一直未建立起完整且透明的管理制度，風格隨性，又未有如美日職棒的強勢人物來主導相關政策，導致百病叢生，放水案頻發。

但CPBL與各球團也有滿腹苦水。因為CPBL與各球團都是公司，無法在球員個人隱私方面有太多著力之處，過度監控行動與通聯，不但可能造成反效果，更有違法之虞。

像是「生活管理制度」就引起許多爭議。各球團都努力控制球員的作息，但是球員的配合程度與意願一直不高。例如各隊多半於晚間十一時進行晚點名，不到或點名後離開宿舍、旅館者會受到重罰。有些球團甚至會於凌晨兩點半再次點名，但此舉易引起外籍球員之抗議，例如2006年明星賽合宿時，洋投雷鵬（Kenny Rayborn）就對這種宛如小學生的「管教方式」表達強烈不滿。

此外，放水的誘惑可能伸向球員家人，這是球團怎麼努力也無法控制的部分。

4.台灣職棒球員的教育水準低落

另外一個常被提及的成因，則指向球員的個人特質，認為台灣球員的教育水準低落，缺乏生活常識與道德自制力。

自從紅葉少棒以來，因為專業化、集中化訓練之故，多數球員在學齡時期都接受長時間的訓練及競賽，相對影響其接受教育的機會，不但學科成績低落，除了打球之外亦無一技之長，最嚴重者甚至除了自己名字（因為要練簽名）之外，不會寫幾個國字。

因此有輿論認為，在未接受完整教育的狀況下，球員的社會適應能力相對薄弱，人格發展也易生偏差，成為「社會邊緣人」。

但近年來，專業棒球員的教育水準普遍已提升至大專以上，其學科表現雖仍與一般大專生有所落差，但這不單是台灣的問題，在美國也有類似狀況，這些專業運動員之所以能進學校，就是為了擔任校隊成員，為校爭光，執行宣傳的角色，或追求某種特殊獎項；因此校方通常不會要求其學科表現（但美國NCAA仍會要求其應具備一定水準）。

之所以會把教育水準與放水案牽上關係，是認定球員的「五育」除了體育之外全都不行，因此其道德水準（德育）也相對低落，出了校園，也就「當然會」涉及放水。

有些評論者會以職棒球員的吸煙、飲酒、嚼食檳榔的成癮率來輔助證成這種看法，甚至連球員在場中吐口水的習慣也看做是「證據」。2003年6月，體委會行文要求職棒球員不得在場中吐口水，起因是有家長於小孩觀看職棒轉播時，發現球員有隨地吐口水的習慣，他們認為此舉會影響到兒童的行為學習。

不過，一如認定運動員就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偏見或歧視，上述看法也是種歧視。許多運動員的確在學科表現不夠好，其外在行為與言談也可能讓人覺得「粗俗」，但這不代表在道德判斷上他們比一般人要差。學歷高如大學教授，在道德表現上也未比一般人卓越；即便是有最多研讀倫理學機會的哲學系師生，其道德表現也沒有任何突出之處。

在獲得強而有力的調查數據之前，「道德表現」與「道德知識」理應視為無直接關聯；而一般的「學科知識」和「道德表現」就更沒有關係了。是以這種成因論述或許符應於某種社會成見，但不具有學術上的說服力。

上述四種說法是最常見的放水球成因分析，卻也通不過最基本的批判考驗。那「真正的」成因會是什麼呢？

或許沒有「真正的成因」，但的確有一些「相對有力的成因」。考量篇幅，我只能在本系列的下一篇中來探討，但可以先告訴你的是，把上面的四個成因轉個方向來思考，或許就能找到更有說服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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