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理論的壽命有多長?

2018/10/31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曾經何時,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在西方甚囂塵上。各種希望、憧憬、讚賞甚至是吹捧,幾乎成為西方學界在討論中國問題時的主流意見。

盛極一時的理論觀點

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美國政治風向標《外交》(Foreign Affairs)在 2013 年第一期刊出了耐人尋味的封面:主題文章〈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與另一篇文章〈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前者出自美國時事評論家 Fareed Zakaria;後者則是近年賣力宣揚「中國模式」的華裔創投家李世默。從題目上,你就可以想像這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
《外交》(Foreign Affairs)
2013 年一二月刊封面
現在拿出當年——而且不是很久之前的當年——一些學者的理論觀點來回顧,並對比今天中國的現實,會讓人覺得非常有趣。讓我們試舉幾例:
加拿大學者 貝淡寧(Daniel Bell) 曾經指出:中共重制度有效性先於純潔性,目前已將「賢能政治」納入建制,即上層選拔、中層實驗(即地方政府創新)及基層選舉,正因不拘泥於形式,績效優於民主;反觀「選舉式民主」未有充分考慮政治涉及專業比任何工種都複雜,事前沒有機制可考驗,單憑選民道聽途說判斷,往往選出平庸之輩,「賢能政治」正好堵塞民主缺憾。(註1)
英國經濟學者 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說:論合法性,中國比西方更大,民意滿意度高;民主本身不保證合法性,義大利就要長期投票,因半數民眾不信政府;論執政能力,中國高鐵網很快長過全球總和、國企具競爭力、連一孩政策都執行到。(註2)
美國未來學家 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 說:中國式「縱向民主」更具應變力,他們相信集體意識,所以政治運作不依靠政黨、政客,從政者得以從選舉解放出來,制定長遠戰略計劃,與西方企管很相似。
當然也少不了台灣的那些「中國研究專家」們,例如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就曾經發表過關於中國崛起的演講,把中國的崛起定位為「過去 300 年來,人類歷史中少數的幾個重大改革」,稱它「會帶動非西方國家的全面推展」,是「21世紀整個世紀最重要的事情。」

對「中國研究」的反思

這些理論觀點放在今天,恐怕會貽笑大方,但是曾一度炙手可熱。我羅列出來,並不是針對這些「專家」個人,打他們的臉。而是針對「中國研究」的理論問題,有幾點感想:
第一,我覺得歷史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紀錄,而紀錄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逼迫人們不斷進行反思、和修正重要的反思。不知以上這些學者對於過去自己發表的明顯已經被證偽的理論,現在是否有所反思在我看來,願意反思和修正自己觀點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學者。
第二,檢驗理論的除了實踐之外,還有個東西,就是時間。一個理論多久被推翻是一個重要標準。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至今沒有失效,愛因斯坦的學說現在也還在被不斷證實,胡適和魯迅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看法到今天還經常被引用和學習,他們的理論和思想毫無疑問可以列入「優秀」的行列。相反,如果一個理論的提出,僅僅有不到10年的壽命,很快就被證明是錯誤的,甚至是錯得離譜的,這樣的理論就不是理論,而是嘩眾取寵了。
最後,凡是吹捧中國模式的理論,往往也會樹立一個對立面,那就是西方的民主。他們曾經努力論證中國的民主發展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正在茁壯成長,而西方的民主正在衰敗。我們總是很容易對自己的社會多所批判,這是很正常的,畢竟生活在其中,利益攸關;為此我們很容易過於美化其他的社會,作為批判自己的社會的參考。而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批判自己的社會,就會忽略對比的社會的問題,而誇大其成就。這樣的思維謬誤在網路上討論中所在多有,而那些偉大的學者,看來也似乎沒有高明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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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王丹
一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致力于做一個温和,堅定,有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期待未来的中國,能夠重建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為北美,港臺多家媒體撰寫專欄。出版有《王丹獄中回憶錄》,《王丹觀點》,《聽風隨筆》,《在梵谷的星空下沈思》,《我異鄉人的身份逐漸清晰》等政治,歷史,文學著作二十餘種,曾為臺北市駐市作家,並獲首屆世界華文文學獎詩歌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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