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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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m: The Politics of Catastrophe
Niall Ferguson 2021 廣場出版
分類：論說--散文
★☆☆☆☆
【一句話】
作者爬梳災難的歷史，進而分析災難中「天災」和「人禍」扮演的角色。
【重要字句】
災難的本質就是無法預測。
災難通常不只是天災，背後的政治運作(人禍)才是決定災難大小的主因。
災難發生的關鍵通常不在最上層的決策，而是中階管理層級的失靈。
災難的傳播等級會受到社會網路結構的影響。
歷史上戰爭和瘟疫常常接踵而至。
【摘要】
天啟四騎士：瘟疫、戰爭、饑荒和死亡 -- 若望默示錄第六章
災難為何難以預測
烏鴉嘴：
- 預言無法十分清晰，不被一般大眾相信。
- 某種災難太久沒發生，或預測的規模和事件令人難以想像。
- 主政者缺乏想像力、低估威脅或拖延。
- 對警告輕蔑的批評者
運用過度簡化的「科學」模型計算風險：災難事件並非常態分布，而是冪次分布(規模大小和事件次數的乘積為固定)，只有少數的嚴重事件和大量的輕微事件，因此讓人把灰犀牛(可預測的意外，顯而易見但人們卻視而不見的威脅)當成黑天鵝，或是把「無常」(次數太少的事件)當作「風險」，如黑天鵝的作者塔雷伯也說新冠疫情或傳染病大流行並不是黑天鵝事件。
人的思考偏誤和認知失調。
世界越複雜和連結越緊密，災難的連鎖反應越大。複雜系統中因果關係是非線性的，歸咎災難發生的遠因往往只是敘事謬誤。
循環史觀的缺點是缺少對地理、氣候、環境、經濟、文化、科技和政治變數的探討。歷史動力學(cliodynamics)則想用大數據和模型克服這些問題。如圖爾欽得塞莎特模型和瑞達利歐的債務循環。
史達林：只有一個人餓死的話，就是悲劇沒錯。要是有幾百萬人餓死，那就只是統計數據。
災禍統計學
整體而言，病原體比戰爭致命。信史中有七場流行病奪走超過全球一％的人命，其中查士丁尼大瘟疫(西元五百多年)和黑死病死亡超過三十％。兩次世界大戰死亡多達三千六百萬人，占所有衝突死因的五分之三。
在實質人均GDP下跌超過十五％的六十次衰退中，有三十八次是戰爭的影響。
掌握災害的死亡人數必須計算「超額死亡率」，也就是該事件發生時的總體死亡人數減去未發生該事件的預期死亡人數。COVID在2020到2021兩年的超額死亡人數約為1500萬。
亞洲因人口稠密，同樣災難的死亡人數也較其他地區高，如一九七六年規模七點六的唐山大地震死亡約二十四萬人。一九三八年的長沙大火使建築九成被毀，超過三萬人喪生。同年的花園口決堤造成四十多萬人死亡。
天花的基本傳染數僅接近五，水痘接近十，但死亡率高達30％，光是二十世紀就造成三億人死亡。黃熱病由埃及斑蚊傳播，每年感染約二十萬人，死亡三萬人。
歷史的瘟疫
瘟疫增加的背景：都市化使人類聚落增大；越來越常接觸到動物；全球化後移動能力增加。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提到西元前430年雅典在撤到城內準備與斯巴達的戰爭時發生的瘟疫大約帶走城內四分之一的人口，且每隔一兩年又捲土重來，使社會文化制度完全瓦解。
西元五四一年開始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則是鼠疫，且在之後的兩個世紀不斷回頭侵擾，幾乎直接造成羅馬帝國的衰弱。
雖然歐洲不是個大帝國，但因為人口和城鎮變多，加上貿易和戰爭等弱連結增加，以及當時潮濕炎熱的氣候，使十四世紀中葉的黑死病成為史上最嚴重的瘟疫，造成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的歐洲人口死亡。流行病造成勞動力短缺，初期雖然實質薪資提高但物價飆漲更為嚴重，從中期看來倖存的人民生活才顯著改善，也造成社會階層結構的改變。瘟疫也增加宗教狂熱的活動和極端行為。
某種疾病從一四五六年開始打敗各種軍隊，卾圖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拿破崙征俄、克里米亞戰爭中許多士兵的性命因此被奪走，人類到一九一六年才知道是班疹傷寒。
歐洲人在「哥倫布大交換」當中用疾病殺死了大量的美洲原住民。帝國主義的擴張雖然增加了熱帶醫學的知識，但遠趕不上帝國擴增和網絡連結的速度，造成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到一次大戰前夕，歐洲已經清除了霍亂與傷寒，並以疫苗控制白喉和破傷風。
人類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在還未真正理解傳染病時，就知道「非醫藥介入措施」如隔離、社交距離的重要。「檢疫隔離」(quarantine)這個詞就來自於一三八三年威尼斯帝國因應黑死病將抵港的水手隔離在隔離所四十天(quarantena)。當時也做了管控邊界、禁止集會、隔離病患、開立健康證明等措施。
西班牙流感(H1N1)殺死了四千至五千萬人，死亡率為二％，遠多於一戰死亡的人數，最多的是印度(1850萬，戰爭死亡約七萬人)和中國(400到900萬)。當時舊金山在衛生局長的鼓吹下強制市民戴口罩，降低了疫情，但也引發了似曾相似的反應：放任自由主義者跟經濟利益團體組成反口罩聯盟。雖然當時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大，卻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在流感期間出生的美國人罹患呼吸道疾病風險較高，收入和信任感也較低。
COVID-19或許更像一九五七年的「亞洲流感」(H2N2)，當時艾森豪並沒有宣佈緊急狀態(他認為輕症比例很高，關閉學校或減少集會不會有用)，也沒有大灑現金和貸款。當時全球約有一百一十萬人死於該疾病，年輕人死亡的比例最高，原因可能是他們沒有接觸過更早的流感病毒，以及戰後嬰兒潮世代大量的社交活動。當時世衛組織不若這次這麼無能，它結合了美國疾管中心的實驗室(當時美國的疾管中心是國際公衛網絡的重要節點，國際聯盟衛生組織甚至在二戰將開打時仍能持續運作)，並繞過行政上的繁文縟節直接和廠商合作開發疫苗。科學家莫里斯希克曼以軍隊的強硬方式帶領實驗室，再之後繼續研發了數十種疫苗，包括現在常用的麻疹、腮腺炎、水痘等等。冷戰時期，美國為防止戰爭，開始重視國際公共衛生，希望減少疾病、饑荒等禍害，引此製藥產業突飛猛進。現今的美國和當年的差別在於政府的規模更大但能力更弱、社會的結構不如當時緊密、人民對風險的容忍能力降低，因此更難因應這類大量死亡事件。
網絡
大部分的災難都是小規模且局部的，最重要的是它有沒有傳染性，也就是衝擊會不會透過生物或社會網絡散播開來。疾病傳染的速度與規模，社會網路的結構和病毒本身同樣重要。因為直接經歷災難的其實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他人都是從傳播網絡聽來。
現代網絡的特色：
- 每個人都是一個節點：關鍵的人物通常是分支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比較高(身上連結比較多)或是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比較高(大型節點中的橋梁)的人。
- 物以類聚：可能通過先天或後天的特質、價值觀、共通資源的往來互相吸引。
- 弱連結的力量很大：弱連結(如工作關係或點頭之交)可以讓不同的叢集連接，讓每個節點的接近性大幅上升。節點越多整體網絡的價值也就越大。
- 網絡的結構決定傳播能力：疾病的傳染數(reproduction number，大於一就會快速傳播)取決於疾病本身以及網絡的結構。現實社會中的節點接近帕雷托分布，某些節點上有非常非常多連結，且網絡擴張時節點新獲得的連結數和既有連結數成正比(巴拉巴西提出的偏好依附)，形成冪次分布的無尺度網路，要同時攻擊好幾個大樞紐才會造成整個網絡崩潰。
- 網絡全年無休：許多性質會等到結點連結成網絡後突然顯現。
- 網絡彼此相連。
托爾斯泰：歷史，會利用每位國王的一生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政治無能與官僚系統
賈德戴蒙的「動盪」一書把國家轉型類比於個人遇到危機，然而國家是複雜系統，不若個人的事件是常態分布。
兩難問題：超前部署的預防措施很難證明其必要性，領導者反而常常因勞民傷財遭到責難。
一九九零年代就有學者警告，濕地的破壞和開發恐會讓紐奧良被大型颶風重創，然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沒有完成任何可靠的防災計畫，還被小布希劃入美國國土安全部，使得資金更為不足。
沈恩在「貧困與饑荒」中認為，饑荒並非食物供應不足，而是因為食物價格上漲超過低收入階層的承受能力，也就是權利分配不均引起的。史達林在一九三零年代因乾旱和集體化農業政策造成的大饑荒讓五百萬的蘇聯公民死亡，約佔人口的三％，烏克蘭更高達十八％。當時美國也因鼓勵土地私有和定居，以及過度開墾小麥和棉花田造成沙暴使得大規模的作物歉收，但美國在一九三三年成立土壤侵蝕局，並將當時反對政府農業政策的學者任命為該局局長。至於一九四三年印度孟加拉的饑荒不能只歸咎於邱吉爾的忽視，當時英國除了要防禦對日戰爭，氣候、稻熱病、英國官員的軟弱、孟加拉政客的腐敗，共同造成了兩百多萬人餓死。中國的大躍進時期更讓四千多萬人(七％)的人民死亡。
責任過於分散，資訊因需要大量的協調而失去時效性和失真。
其他的災難
人為失誤可分為顯性和隱性，顯性是直接執行的錯誤，如技能不足、規則錯誤、知識不夠等等。隱性通常位於決策後方，因為技術或組織無法及時反應與調整造成的。
鐵達尼號：
- 顯性錯誤：船長的能力、無線電報員分心、瞭望員沒有使用雙筒望遠鏡、大副決定轉彎
- 隱性錯誤：設計失誤使船身傾斜石水密艙的水會流出、救生艇不夠(但即使數量夠也可能因為撤離空間不足、乘客太多和船員訓練不足而起不了作用)。
興登堡號空難：
- 顯性錯誤：天候出現閃電、氫氣囊破損外洩、船長使用高尾著陸的方式丟繩下去造成火花。
- 隱性錯誤：當時興登堡號以遲到十二小時營運總監催促趕快登陸。
挑戰者號太空梭事故
- 顯性錯誤：無，也就是沒有太空人的操作問題。
- 隱性錯誤：異常寒冷的氣候或白宮施壓在國情咨文前發射皆非主因。主因在於航太總署習慣由上而下、照本宣科的行事風格。中階官僚漠視工程師提出測試時O型環受損的問題。管理階層被迫擴張太空梭計畫，甚至修改標準以便及時通過飛行認證，以利向國會申請預算。設計O型環公司的主管因為在意和航太總署的合作壓下工程師的建議，不敢延誤發射時程。
車諾比事件：
- 顯性錯誤：當下蘇聯當局掩蓋真相。工程師操作失誤，為了測試系統手動抽出控制棒和關閉安全系統。
- 隱性錯誤：國家計畫經濟，當初為了成本造成的設計缺陷和缺乏安全考量。操作人員不了解當下動作的安全資訊。石墨棒當初已在立陶宛產生問題，但蘇聯相關人員並未告知核電廠操作人員。
三哩島事件：
- 顯性錯誤：操作人員清理淨化器時發生錯誤使水無法流進機器。和車諾比事件一樣，調查小組認為操作失誤並非主因。
- 隱性錯誤：釋壓閥已出過問題但建造公司沒有處理。反應爐系統沒有考量人機整合，操作太過複雜。訓練不足讓人員缺乏應變的技能。緊急情況發生時權力過於分散在聯邦各機構。
COVID-19
錯誤不只在民粹領導人身上，美國問題出在雖然訂了大量的防範計畫，但真正爆發時卻太多單位不知道誰應該出來負責，以及疾管中心過度官僚，阻礙各種測試，加上缺乏有效的接觸史追蹤系統。
作者當時(2020年)預測封鎖經濟活動的衝擊加上貨幣和財政措施，會埋下通貨膨脹的隱憂。
疾病在無尺度網絡的傳播會比流行病學的標準模型還快，樞紐會當做超級傳播者，因此既有的免疫策略和集體免疫模式不會有效。
地緣政治
作者預測拜登政府將比前任更強硬，持續已展開的二次冷戰(目前看來正確)。
作者預測疫情後的美中對立，金融面上人民幣還是難以撼動美金；科技戰則獲得領先，但中國資訊戰的能力則是隱憂；
二次冷戰下的台海危機：美國結盟澳印日和強化台灣防禦必定激怒中共，等於昭告中國要把握時機，且台灣人不如以色列般嚴肅面對國家的存亡。若美國不理會台海局勢，將成為當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下的英國，失去霸主地位。
【短評】
作者洋洋灑灑整理許多災禍和疫情的歷史，旨在讓我們了解我們正面臨的COVID疫情並非前所未見，也歸納出一些面對災難人類應該有的應對，不過整本書內容略為鬆散，可當作歷史課本或有趣的故事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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