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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了故事，解放靈魂：安格拉．夏納萊克

跟安格拉‧夏納萊克（Angela Schanelec）最糟糕但也最直接的見面方式，就是從她名為《聲聲長流》（music）的最新作品認識她，作為一個拒絕明晰敘事的導演，夏納萊克選擇用靜止的遠景切入整個故事，我們靜靜看著雲在流動，這個靜止的長鏡頭直到一聲爆炸聲後結束，然後是下一個遠景，不用擔心，角色會一直切換，而每個遠景之間的停駐時間，則會像正午的太陽一樣那麼長。

很明顯，與克里斯汀，佩佐（Christian Petzold）還有托馬斯·阿斯蘭（Thomas Arslan）同為柏林學派的夏納萊克並沒有意思去拉近我們與劇中角色的距離，大多時侯，我們都靜靜看著劇中的情節跳躍式的前進，本來沒戴黑框眼鏡的青年在意外殺了另一個男人後巧合的也戴上了黑框眼鏡，而與他有一女的女人，是他服刑時的獄卒，巧合的是，她後來發現自己的丈夫正是那個殺掉她青梅竹馬的人，於是她自殺了，而帶著孩子與自己養父母生活的男人之後也逐漸因故失明，而如果你作弊看了手冊，上面會寫，這是伊底帕斯的現代演繹之類的，而結尾的鏡頭觀眾也彷彿像是舞台劇的觀眾或者是某種幽靈一樣無法拉近與主角的距離而只能遠遠的看著他與女兒以及養父養母。

這是夏納萊克對柏林學派精神的實踐。

但什麼是柏林學派（Berliner Schule）？

這個問題申論起來不是一篇三四千字的台北電影節安格拉．夏納萊克作品評論可以解決的，然而他們所要面臨的情境讀者想必不會陌生，面對那些俗爛的主流商業電影，柏林學派的作者們要求觀眾，尤其是德國觀眾，面對自己的處境，進電影院不該是對生活的逃避，而該是一種對於生活的沉思，而所謂的俗爛的主流商業電影又是怎麼來的？

在納粹德國滅亡後，東德也滅亡後，那時，一個只顧經濟，在全球政治上無所興趣（德國人一種好聽的說法是他們「沒資格」感興趣，這種傾向也延續到近年德國總理舒茲的發言。）的德國是德國人所生活的地方，因此電影被當做某種內銷與外送的消費產品，1982年德國內政部長弗里德里希‧·齊默爾曼（Friedrich Zimmermann）就希望德國電影能夠像美國電影那樣具有世界影響力。

他認為所謂的作者電影之所以被產生：「主要是自戀的藝術家、輕信的補貼委員會、放縱的電視編輯和左派電影評論家的作用，而這些放映這些作者電影的電影院是通過國家福利制度人為地保持活力的。」《The Berliner Schule as a Recent New Wave in German Cinema 》－Maria Vinogradova

現在，你大概可以知道，為什麼夏納萊克的作品會是這樣了，因為她與其他第一代柏林學派的作者，就是要對抗齊默爾曼這種想法，對他們來說，電影不是產品，不是那種服服貼貼為消費者打造的東西，相反地，他們的電影必須要有牙齒，要能夠咀嚼觀眾，並推動觀眾對於生活，乃至於自身狀態的咀嚼，而這也是打動我的點，因為我很少在現行的台灣電影裡看到那樣的東西，為了拯救電影院，為了拯救台灣電影，我們似乎放棄了一些東西，一些電影的可能性。

本次台北電影節的五次選片是由夏納萊克親自選出的，自然有其特別意義，這是一個成熟作者的回望，我們也將針對這五部作品評論的同時帶出夏納萊克德作法及其意義，讓我們順時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