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盧斯達

 

大學校園爭論港獨,新亞學院院長黃乃正(又稱乃共先生),拿出錢穆唐君毅兩個創校人物來批評獨派學生,一輪仁義禮智的口頭道學之後,總是一句「錢唐兩位先生如仍在生,對周同學的表現也會深感痛心。」

 

於是一些天真無邪的人就圍繞著「甚麼是新亞」來講,爭論錢唐二人對國家民族的「真實想法」是甚麼。有人簡單地說,錢唐二人「反共」,來港創校之時,接受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資助,認同中華民國,所以他們如仍在世,一定不會支持權貴對獨派學生的迫害云云。

 

這是不是太過天真呢?錢穆唐君毅等人「反共」,到底是出於大一統國家觀念。《國史大綱》開頭已經稱,要對中國那一套抱持「溫情敬意」;他們談到香港人,很乾脆的說「香港人在地理上雖是香港的,但生命是中國的。」唐君毅:「中大即使在國際上取得地位,也不能代表中大的特殊性,它要代表中國文化承先繼後的發展精神。」

 

你以為他們是大儒、有教無類,不會下手迫害加刀,但是錢唐等人會認為,支持港獨的學生是思想走歪了、學壞了,然後板起一副循循善誘的面孔,來「教導」你「正確」的國家觀念、甚麼是「真正的中國文化」,那不是更令人難受?

 

錢穆宣揚的是國家大一統主義,整個學派的餘毒,在新高中前的中史課本尤其明顯。朝代的興衰,總是以領土是否夠大、武力是否最強、中央是否夠集權來衡量。洋人日本人懂得宋朝的好。在中國的中史課裡,兩宋永遠是武力廢馳、喪權辱國,滿清則有「盛世」,西藏東突厥是中國的。這種史觀,無異於一種中原史觀在香港的殖民,一代一代毒害香港人,令他們成為不愛黨而愛國的後清奴隸。

 

讀過中學中史科的人,都會明白我在說甚麼。而中學教育往往才是最普及,最影響國民意志的階段。

 

當然錢穆唐君毅是過去之人,今人不必苛責他們的國家認同。近代的「中國人」認同,是靠日軍侵華來團結而成的。錢唐那輩人經歷過抗日,挨過日本人的恐嚇和殘殺,必然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只是後來見中共不斷批判傳統,於是他們才「反共」。

 

也許今人要慶幸他們都在中共崛起之前死掉。如果他們還在,他們眼前的中國,是一個搞孔子學院、再次尊孔、提倡「和諧」、一邊領土擴張、軍力強大、經濟全球第二的強國,你想他們會否心馳神往?

 

中共在他們死後,也辦活動紀念他們;也有人有資源搞儒家研究。一個這樣的中國,即使還是共產黨領導,但專鬥讀書人的毛澤東死了,這個已堪稱「傳統士人」心目中的盛世。讀中國史的人,都太明白士人的本質。上面那個是蔣介石還是習近平又有甚麼分別?不依國主,法事難立,是不是?

 

我們面臨巨大的變局,前途似霧。向古人問卦,是不會有答案的。你說現在香港如此如此,錢唐若在,他們還是跟你說傳統有多可愛、如何修養心性道德,他們是儒家呀,他們如果能超出這些,就不再是儒家。

 

我不反對中國這東西的,只是今人與古人相比,多了一分留給自己的主體。韓非說:「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世界在向前,我們面臨新的局面,過去的智慧無論多精密,也是不對應今日的。商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

 

錢穆也曾說過「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哪個中國?已經越過這些了,所以我沒興趣討論那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正是「一個」的中國,就是壓迫機器,是世界所有自由靈魂的公敵。

 

中國政權當然是存在的,但不是香港人的根源,也不共負一軛的命運共同體。日本和滿洲人習染了那麼多中國文化,最終自己是自己,對面是對面,分得清楚。我們不奢求古人,今日的事要今人處理。幸好他們今天不在,否則要駁斥的對像又多兩個。

 

在今日,反共不代表甚麼的。香港的政治大哉問,是共同體的界定,而不是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即國共、新舊)之爭。國共今日也融合了,反不反共,就像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一樣,沒意義。塵埃落定,已經和光同塵,分不出三世人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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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宅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