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者的成長與敗壞

消費，就是花錢，以充分享用可以享用的東西。

這誰不知道呢？開門七件事，處處都要錢，我們都處在龐大的消費壓力中。

誒，不，現在講到消費，主要是愉悅的，必要的生活支出只是一小部分。這就跟從前很不一樣了，顯示了社會的變化。

同時，過去消費主要是一種個人的行為，因此早期的經濟學家甚至認為消費與政治經濟學無關，只屬於個人道德或衛生範圍。

現在大家當然不再如此想，因為所謂“消費社會”，早已翩然來到。

消費，固然是一種個人行為，但倘若一個社會開始以消費作為指標，來判定該社會之繁榮與否；開始以鼓勵消費、刺激消費，作為社會政策；開始以消費行為作為討論社會問題的一般架構，探討有關環境保護、社會安全、生活質量、文化發展之類問題時；消費不再只是純經濟層面的事，並據此而發展出消費者意識，開始有了消費者的團體，逐漸把消費視為一切生產、流通、分配的最後目標。──那麼我們就可以稱這個社會是個消費社會了。

這樣的消費社會，出現並不太久，在歐洲也不過幾十年。

一九二〇年代，新的傳播媒體──收音機、電影、以及開始擴張的報紙──帶來的新的震撼。

過去的傳播，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事，了不起是個人對一小群人說話。無線電發明後，一九二一年起，美國歐洲和日本都建立起廣播設施，並開始大量生產音機，迎接廣播時代的來臨。人可以超越空間限制，直接向千萬人說話了。

電影，則用視覺來達成與這同樣的功能。至於報紙，出現當然甚早，但十九世紀識字率的提高和價格低廉的印刷，使得報紙能更有力地擴散到群眾中去。到了一九一〇年以後，英國大概有一半成人讀周報，一九三〇年以後，則有一半以上成人是每天看日報的。

這些日報、電影、廣播，不但可以給一般觀眾帶來立刻的經驗衝擊，更塑造了“觀眾（或聽眾）”這個語詞、觀念和組合。它們既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改變了，又提供了許多人共同的經驗，商業廣告和政治人物對群眾的控制能力，更是因此而有了巨烈的變化。

在廣告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報紙的營收已有四分之三仰賴廣告。為了招攬客戶，報紙必須迎合大眾口味，刊載運動消息、犯罪報導、煽情小說及誇張的新聞，以維持龐大發行量。職業性的廣告商則嘗試著應用心理學去迎合或塑造大眾口味，抓住群眾。政治人物，也深知其中奧妙，不只由政府直接管轄電台，甚至直接站到麥克風前，讓“全國靜聽領袖的講話”。

而觀眾或聽眾本身，也因為要共同觀賞或收聽節目，慢慢培養出普遍性的大眾文化和去享受這種文化的閑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把休閑視為正當人權的觀念，開始被普遍接受。旅游、體育逐漸不再是有錢貴族的專利，工人亦熱衷於此。等到合成纖維人造絲出現後，用衣著來顯示人的階級身份，也不再適用，每個人都有能力穿絲織品；而且這些衣服價格低廉，形式更趨統一，又增加了國民的同質化。這種同質化，與傳播革命所帶來的結果，正相脗合。在衣著上宣告大家有共同的經驗、信仰、嗜好、意識型態、說話腔調……。

這種文化，發展到一九六〇年代，愈發蓬勃，乃成了所謂“超成長”的消費社會。

Andrew Shonfield 在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Public and Private Power（Oxford, 1969）一書中，認為六十年代歐洲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成長，已經造成了一種超成長（Supergrowth）。由於工業技術加速進步，繁榮早已超過正常的需求，政府與商人看重經濟成長，甚於穩定，使得西歐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時代，所顯示的特徵，乃是高度的大眾消費。

購買力和消費的觀念、消費的習慣，都與那講究節約的傳統教訓大相徑庭。而國家福利制度，又強化了這些新的消費觀念，使人不必再為將來失業或受凍之苦擔憂，可以安心地花費他們的工資。

新生一代戰後青年，因為本身沒有貧窮世代的經驗，富裕養成了他們的消費習慣；不是自己作工賺來的錢，用起來也更自由更無節制更心安理得。

從前，除非萬不得已，沒有人願意告貸。現在，則普遍在分期付款和貸款的方式下享受人生。這是預先支付未來的錢，跟積谷防飢、儲蓄現在的錢以備將來需要，恰好相反。

如果不是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令人對未來充滿信心，曷克臻此？

但倒過來說，人們的消費觀念改變，也促使經濟更加活絡，購物量急遽增加、貨物流通暢旺。甚至經濟結構也有了變化。──工業革命初期，工業以鐵、公路、礦業為主。現在，新的財團與富豪，通常不是基礎商品工業的首腦，而是在房地產、家電用品、大眾傳播、娛樂事業等方面崛起的企業家了。

個人財力情況也有了改變。戰後可供個人自由支配的財力比以前提高甚多，物價雖然不斷上漲，平均工資事實上也在增加，而且比物價漲得快。再加上醫療、教育、交通各方面，均由政府負擔了不少津貼，窮人乃逐漸減少，每個人可用的錢都比以前多得多。而工商業繁榮、職業需要量大、青年大批湧入工廠、就業率提高也刺激了購買力。真正的無產階級或準無產階級，均因工人階級擴大，而漸漸不太容易看到了。

除了這些經濟條件的變動，教育也是值得注意的。

大眾基本教育，自十九世紀末即已展開，但高等教育之普及卻是二次大戰以後的大事。無論在中國抑或歐洲，高等教育都是少數精英的教育，只有極少數人能享受或有能力接受這樣的教育，社會上大部份均是文盲或僅有普通生活知識的人。而高等教育因為是精英教育，故均以人格涵養與經典理解為主。

二次大戰後，高等教育民主化、普及化，造成了大學機構的膨脹擴張，也造成了大學普遍充斥的景況，大學生不再是一種等級象徵，因教育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社會階層，亦不復具有意義。不僅此也，由於工商業社會需要和教育的大眾化，早期偏重人格教養的教育，如今也改為對技術能力如科學、工程及商業的訓練，大學成了培養專業技術人員，以供應國家經濟社會建設的場所。

此一趨勢，自然會與經濟發展一樣，使得社會流動及同構型增大。在這種同質化中，昔日借以區分社會等級的外在特徵都已消逝，每個人都可以在消費行為中找到他自己的尊嚴 — — 一名工作時無足輕重的小工，也可能擁有不輸旁人的高級學歷；他工作職位也許卑微，但一坐上自己的汽車，他立刻又贏回了某種尊嚴。

消費社會，就是在這些情況下，逐漸形成的。

根據 Robert O. Paxton《廿世紀歐洲史》的分析；對於歐洲這種超成長的消費社會，初期大家都十分滿意，因為富裕似乎使社會摩擦減少了；但不久之後，新的批評即逐漸形成，對消費社會的優劣開始有了爭論。

（一）意識型態之終結（？）

“富足的社會，使憤怒之火趨於平息”，經濟繁榮、民生富庶、受薪階級有更多接觸物質享受的機會，都使社會摩擦趨於和緩。有些人則半開玩笑地說：在烤牛肉和蘋果派的陣仗裡，不管那一種社會主義，都注定是要失敗的。這即是一幅意識型態終結（見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n The Fifties. Glencoe, ILL.:Free Press, 1960）的圖像。

在人口結構方面，白領階級擴張快速，工人數量因機器逐漸自動化而減少，從事文書及服務性工作的人員急遽增加，無產階級漸漸變成了受薪階級，它與社會的疏離感也自然減低了。這當然不容易再產生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

整個社會，也慢慢出現了一種輿論共識，集中氣力來討論怎樣經由有效管理大眾事務，而使經濟成長得以持續不墜。一切政治改革或理想，都不能干擾到這一點。在這種集體意願之下，最重要的、最能顯示意識型態之終結的，是知識分子的轉變。

“新的歐洲領導者，不再是像波娃或沙特那樣對政治關心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注重實務的專家，是一群發展高速火車和核子發電場的後起之秀”，Paxton如此說。的確！傳統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和有關知識分子的教育，均已不復再見。代之而起的，是對時代世局無太多感受的注重實務之專家。於是，意識型態之爭趨於淡漠，大家全力維持經濟的穩定與成長。

（二）對消費社會的不滿

這種大家一致看好的後意識型態（Post-ideological）穩定，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開始被抨擊了。學潮與罷工，令人大為疑惑：為什麼在追求到繁榮與安定之後，反而激起了這麼多怒火？

不滿的原因很多，第一是貧富不均仍然存在，財富仍然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德國就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資產是在最上端的百分之一點七的人口手裡。受薪階級表面上已經有錢了，但其所得之增加，遠不如投資者財富之累積。受薪者雖渴望能像他們一樣，卻又永遠辦不到，欲望所撩撥起來的憤懣當然不易平熄。

再加上受薪者的工作，日趨分工細密。生產標準化，工作之單調、枯燥、乏味，更是讓人受不了。要知道，戰後教育普及，大量年輕又有較高素質的“新工人”投入生產；乏味單調的工作，當然要令他們心生倦怠。而在教育過程中又只接受到專業技術訓練，並無內在修養的憑借，幫他穩定人生的價值與理想、調適生活的苦悶，焉能不爆發其不滿？

偏偏消費社會所依賴的繁榮經濟，這時又出了問題。國際貨幣制度不穩和進口油價飛漲，導致通貨膨脹。物價漲速超過薪資上漲率百分之十到十五，工人怎麼會不罷工？沒有一個國家能妥善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六〇年代初期凱因斯學派經濟專家所沾沾自喜的經濟成長之道，難道不值得懷疑？

青年學生的問題，更為嚴重。這些青年，生活在繁榮且多變的社會，早年的戰亂與貧窮，只證明了他們父母親輩的失敗；而新的千變萬化世界，又讓他們價值感茫亂無歸。既討厭粗鄙無文的物質主義，又已養成了消費的習性。

而當他拼命地競爭擠進大學，以便將來能獲得較好的職位和享受時，竟又現大學的師資和設備，都趕不上其機構之擴張，不免越增憤懣。但長期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習慣，事實上又根本無法與傳統學術權威的教學方式和體制自期；對技術專家式的現代大學教育心生鄙夷，認為是大學精神世俗化、庸俗化的墮落。遂又常持傳統知識分子理念來對抗大學的教育，引發學生運動，抗議大學只能制造一批唯政府之命是從的技術專家、只訓練學生“應對中產階級事物”。

在大眾文化方面呢？經由商業體制運作和大眾傳播所擴散成形的大眾文化，同質化日益增強，爵士樂、搖滾、口香糖、西部電影之類，風行世界。流風所及，傳統地域民俗文化隨之消逝，更是令有識者憂心忡忡。以披頭士（Beatles）為代表的享樂主義，配合著專業化的錄音技術、廣告手段，迅即成為普遍的世界性青年工人階級文化，傳統的高級文化，也逐漸感到空間偪仄、生存困難了。

（三）批評的理念

正如 Paxton 所說，在消費社會中，歐洲人不只喪失了他們對於文化優勢的自信，也喪失了對於整個文化前途的憧憬。對消費社會，是有許多人不以為然的。

在 Barker 等人所著《近代歐洲文化史》中，即曾對“經濟人”的出現，大為感嘆，說：“技工和專家的時代來了，個人的權利、內在的生活價值，便被漠視”；“普遍的現世化及唯物的氣氛”日益嚴重，而大眾勢力和隨之而來的新花樣，也構成了對高價值傳統的摧殘。

因此，他們把這一消費者空前偉大的時代，視為一場災難，呼吁大家一齊來拯救歐洲文明的寶藏。

他們的立場，顯然是要延續希臘以來關懷人格的文化傳統，並關聯著基督教精神，以保留文化遺產，使勿動搖，然後進而挽救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他們稱為新的世紀病）。

這樣的批評，在英國如利瓦伊士（F. R. Leavis）身上也可看到。由於利瓦伊士面對的是工業主義、是新聞事業、廣告、流行小說、電影、廣播飛速的發展。勢力強大的機構，壓垮了他所珍惜的思想與感覺方式，新的感覺與思想方式又只是廉價的表達與反應。故寄生於機械化生產和工廠制度之上的消費文化，非其所慕，寧願回到英國早期有機共同體的鄉鎮社會。他認為：

現代勞動者、現代職員、現代的工廠工人只為了閑暇而生活，結果他們得到了閑暇，卻沒有能力過閑暇的生活。……他們使用閑暇的方式幾乎全屬“反創造”！

像他這種人，對於“群眾”就是懷疑的。強調文化的創造永遠只是少數人所為，在《群眾文明與少數人的文化》中，他指出：“任何時代都是靠一群人數甚少的少數派，才有眼光明利的藝術與文學欣賞。……靠了這些少數人，我們才有力量去獲益於過去人類經驗的精華”。所謂大眾文化，根本無文化可言。

艾略特（T. S. Eliot）也有此看法。覺得在現代社會中，利益動機已經腫脹成一種社會理想，“以私人利益和破壞公眾為基本原則的社會組織，正在導使人性被漫無節制的工業主義扭曲變形，正在導致自然資源的窮竭。而且，我們的物質進步，有一大部分是後代可能必須付出慘痛代價的進步”。在這樣的社會中，所謂大眾文化的大眾，本質上只是一群亂民，“即使飽食、豐衣、居室精美、紀律儼然，仍不失其為亂民”！因此，必須重新改造，才能實現《一個基督教社會的理念》。

這類批評，都有中世紀主義的味道，帶著濃厚的懷舊傾向。

但也另有一些人，並不這樣。譬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Horkheimer）在《批判的辯證》一書中，即曾從哲學上分析道：大眾消費文化乃是倒轉了康德“整個文化的目的，是一種無目的的目的性”（判斷力批判）之說，變成“為了目的的目的性”。無目的，是指個體的主體性沒有特定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為了目的的目的，則是商業目的。以此為目的，即無可避免地構成了大眾消費文化的虛妄性。

至於社會主義者，更是批評消費者高於一切的想法只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應該站在生產面看問題，只有生產者才能決定一切，未來社會所依賴的是職業團體，而不是消費者組織。而新馬克斯主義，則預言：位於社會邊緣的團體，如學生、少數民族、心懷不滿的技術工人，將會形成一個新的歷史性集團，成為未來革命運動的核心力量。

以上主要是介紹歐美消費社會的形成及其引發的爭議。

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也慢慢走到了這一步。侈靡成風，消費大盛，淘寶購物、微信支付已成為現在人的生活方式。當然，爭議也是不小的。沿用新馬理論的左派、類似中世紀主義的傳統派或保守派，目前雖還沒什麼具體理論及理論家，但社會意見氣候卻經常響起這些聲音。

所以，看看歷史，想想眼前，歐美經歷過的爭議，我們也逃不掉，仍是要面對的。

而且，縱觀消費社會之形成以及對此社會性質的批評，我們即可以了解到，一項經濟制度其實並不僅是經濟問題。不同的經濟制度，蘊含了不同的倫理觀與價值觀。對經濟的看法，理當放在文化發展中去學習，否則一個經濟繁榮、民生富庶、人人有錢、大量消費的社會有什麼不好，值得這麼多學者專家著文探討、批判？

經濟學家往往站在功利主義的立場，追求利潤及利益，認為經濟學的目的就要用最低痛苦的代價，換取快樂。W. S. Jevons 在《經濟學理論》中論證說：“功利主義者之道德理論，我毫不躊躇地接受。從最低層次起，賺取足夠的食物，滿足其正當欲求，即是一個人的義務，也是人的自然意向。……經濟學確實是建立在人類的享樂法則上。我們致力生產，系以消費為唯一目的。每一位制造業者都知道他必須如何預先想到顧客的嗜好與需要。同樣，經濟學家的理論，也必須從一個正確的消費理論開始”。

所謂正確消費理論，即是由人之需求與嗜好來判知人是追求快樂的；為滿足這種快樂，遂又必須或刺激了生產。

這類觀念，其實在我國也早已有之，最重要的當是管子的《侈靡篇》。

《藝文類聚》卷八十載：“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而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此即《管子·侈靡篇》所說：“傷心者不可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而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得也，為之畜化用”。

這是主張鼓勵侈靡，以大量消費來提高財富流通、創造就業機會的。所以到了漢朝《鹽鐵論》的大辯難中，大夫桑弘羊還引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末利則本業不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

但《鹽鐵論．國疾篇》說得好：“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私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斷斷爭鹽鐵，亦非為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侈靡消費的理論，基本上只是經濟觀點的考慮。而經濟觀點不是由需求面說，就是由供給面說，因此侈靡消費，無可厚非。但若由經濟問題談到仁義輔成，那顯然就涉及了經濟制度與政治、倫理的關聯。一般認為鼓勵消費、競尚侈靡，會造成倫理問題以及社會不安定：

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鐘。常民文杯畫案，機席緝蹋；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裡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乘耒抱躬耕身織者寡，聚要儉容傅白黛青者眾。無而為有，貧而強誇。文表無裡，紈绔枲裝。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也。

他們早已發現了消費的富裕社會中，犯罪率和社會不滿情緒為什麼會逐日升高的原因了！可見現代消費社會形成雖晚，但其邏輯及所涉及之爭論，其實歷史上久已有之。

那麼，儒家的立場是什麼？針對今日消費社會之發展，又有何建議？

儒家其實也有“侈靡論”這一面，主張以消費帶動經濟發展，如孟子說：“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即是。漢代《鹽鐵論》的爭辯中，儒家代表也有類似的看法。但儒家與新馬、中世紀主義不同處，可能就在於它“得兩用中”的思維模式，講究權衡、斟酌、度。故吸收西方這些批判、反思消費社會之理論，結合儒家相關言論，在當代社會發聲，乃是必要的。

當代大陸新儒家，最關心的是政治儒學，經濟方面主要依傍自由主義，對此消費社會之文化問題，似乎還太少注目。

可是，消費社會的倫理若不健全，消費者是會成為新時代之野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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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大学堂 微信号：culture_g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