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語言的社會史——近代《聖經》漢譯中的語言選擇》

劉雲：《語言的社會史——近代《聖經》漢譯中的語言選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2022年8月9日讀畢。

1. 好書。這本書以《聖經》為例，清楚疏理了十八、十九世紀以降漢文化的書面語言的變化。透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取代文言文不一定是白話文（實際上這是以官話，甚至是以北京官話為主要基礎的書面語言）。白話文之外，《聖經》還經歷過深文言、淺文言、官話以外的其他漢語方言的翻譯。由此可見，今日「文言－白話文」的嬗變並不是唯一的可能。

2. 這本書似乎把「書面語言——口頭語言」這一組概念和「高層語言（High Language）——低層語言（Low Language）」等同。不過這方面沒有嚴重影響全文的立論。大抵而言，這本書就是說在書面語言生活裹，本來的高層語只是文言文，其他漢語方言（例如是官話、粵語等）都是低層語言。不過在十八、十九世紀《聖經》翻譯成漢語的過程中，這種高、低層語言的結構卻經歷轉變，文言文從高層語言中退位，各個漢語方言都在競逐高層位置。最終官話由低層語言爬升到高層語言位置。當然這只是指書面上的語言選擇。實際上十八、十九世紀清國的口頭語言生活中，文言文並無位置。按照㱀嘉彥的說法，官話是為頂層語言，然後每一個地區的高層語言也不同。以珠江三角洲一帶為例，便是廣州話。

3. 劉雲認為翻譯《聖經》選擇漢語（即如文言文、官話、粵語）時，背後涉及到諸多因素。例如是傳教士及金主對中國（文化、政治等）的態度、漢人的語言態度、省籍身份抬頭等。

4. 這本書的論述結構以「深文言」、「淺文言」、「方言」、「白話」四種書面語言為主。不過我認為，視方言為一個整體，可能會把問題簡化。即當《聖經》以粵語（如廣州話）、客語或吳語（如上海話）採納為書面語言時，這三種語言譯本的出現、生產過程會否有差異？當然我們有後見之明，知道官話最終最終奪得了書面語言的寶座，可是其他漢語方言落敗的原因是否相同？

5. 這本書以《聖經》為主，可是以我所知，其實基督教的詩歌集也存在不同的漢語方言，例如有粵語、閩語。這方面的語言選擇也是值得留意的。

6. 書中提及到，值得留意：「同時，另一批不同於『小說俗文』的白話也進入了傳教士的視野，成為了他們對官話語言地位認知改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這便是夏曉紅所提出的『來自於官方的白話』，即『公文法典』與『直講直譯』：夏曉紅指出，白話文在清代一個重要的發展是其使用範圍從俗文學擴展至帝王的御筆朱批，從而『釀成了一種風氣，模糊甚至改變了白話原本隱含的階級歧視，並浸染到官場中人某些特定的公文寫作』；而『明白曉諭』的白話文告、『家喻戶曉』的《聖諭廣訓》，更是形成了一種別樣的力量，由於其往往與官方甚至皇帝的諭令相連，故而『具備相當的權威性、能夠順利抵達各階層，亦可想見。⋯⋯畢竟，在語言的權力場中，官方佔有更多的文化資本，其動用國家機器所造成的影響力，通常應在民間社會之上』。」原來清國會以官話寫作，兼且有《聖諭廣訓》這一份文獻。這方面我獲取了新的知識。

7. 劉雲在書中提及到柯文，說看待《聖經》漢譯的問題時宜應擺脫西方中心觀，而是應該採用中國中心觀，這樣的話可以發現到歷史更多的面向。最近看過柯文的書，在這裹看到感到十分有趣。早前看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中提及到，柯文在提出中國中心觀後，還變成了提出人類中心觀，後者旨在提出人類歷史其實往往跨文化、地域的特徵。我再想到，之前看到金文京的《漢文與東亞世界》，其實在中國、日本、韓國各地佛經翻譯的過程中，也涉及了多重翻譯。當然佛經翻譯和《聖經》翻譯的過程的時代背景等皆有不同。但除了不同之處，兩種宗教典籍採納某一種語言翻譯時，有沒有展現出一些共通的情況？

寫於2022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