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線無戰事》談保衛國家還是保存生命？
《西線無戰事》為德裔美籍作家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於1928年開始連載的半自傳小說，並三度搬上大螢幕。然而現實的埃里希最後倖存下來，並將對戰爭的省思寫成小說，電影則以悲劇收場。
本片背景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在法國境內西部戰線之壕溝戰，1917年春天， 17歲的主角保羅（Felix Kammerer 飾），某日與同學一同應徵入伍支援前線，親眼目睹了戰爭的無情與荒謬，除了同伴被炸死、陪伴著敵人在眼前失血過多死去，又幸運躲過好幾次前線衝突後，好不容易等到了停戰協議，卻因為前線將軍為了在停戰前打一場勝仗，在離停戰前15分鐘（900秒）再度偷襲進攻。
西部戰線1918年11月11日停戰，德意志帝國代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 1875－1921）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代表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 1851－1929）於是日上午5時簽訂停戰協議，即「康邊停戰協定」又名「第11個月的第11天的第11個小時協定」，預計上午11時生效。
停戰的一瞬間像電影喊卡一樣，敵人瞬間成為路人、敵意頃刻消失，突然從社會所賦予的軍人角色回到人與人最初的關係。臉色蒼白、面無表情的保羅，宛如棋子，任當權者玩弄，戰爭到底為的是什麼？
「1914年10月敵對開始沒多久，西部戰線就變成了戰壕之戰。到了1918年11月戰爭結束時，前線幾乎沒有變動。超過300萬名士兵死在這裡，通常只是往前推進幾百公尺。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將近1700萬人喪失性命。」
俄國軍事歷史學家馮克勞塞維茲在其《戰爭論》表示：「戰爭不過是政治手段的延伸。」身為升斗小民上了戰場後，我們有選擇嗎？唯一的選擇難道只剩你死或我亡嗎？為了維護國家、維持政權，一定需要暴力嗎？難道就沒有非暴力、和平的手段嗎？
首先，權力即是一種暴力，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便存在暴力的可能，如：政府對人民、富者對貧者、主管對下屬、長輩對晚輩。故歷史是當權者（國家）的歷史、文明的歷史，即歷史是國家暴力文明的歷史；其歷史自然忽略無權力者、無名小卒的歷史，如：剝削、貧窮不會成為事件被寫進歷史。
然而，何謂非暴力與暴力的關係？非暴力相對於暴力，即是一種烏托邦對意識形態、應然（價值）對實然、可能性對行動、未來對過去與現在、目的對手段、偶然（不一定成功）對必然、反思的對自然的關係。非暴力是種烏托邦的理想，其手段（方法）與目的（結果）都必須是非暴力的，若目的是非暴力卻必須靠暴力手段達成，便不符合非暴力的條件，如：透過暴力將獨裁者趕下台。
接著，非暴力是否有成為歷史的可能？如：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在反對英屬印度政府的壓制政策下，甘地透過絕食表達抗議，並要求印度人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到法庭、不入公職、不購買英貨，甚至為了展示抵制英貨的決心，號召群眾焚燒英國工廠傾銷給印度人民的衣物，最後促使英國政府頒布新憲法，讓印度逐漸自治。然而，焚燒是否也是一種暴力？暴力與非暴力的關鍵在於，是否有人傷亡，若僅是經濟利益的損失，或影響他人工作權益的損失而無人傷亡，即是一種非暴力的手段，如：交通運輸業罷工。非暴力作為手段，要能成為歷史，還是必須進入「政治」層次，即法制化、成為公權力才有影響力。
國家、政府的暴力除了表現在警力、軍力之外，更表現在無微不至的「公權力」上。法治國家並非無暴力，而是透過「法」來包裝暴力、合理化暴力、執行暴力，如：透過《刑法》執行妨影響人民自由甚至生命的暴力，便是一種建立在「善」之正義上的暴力。為了追求最高善，即共善的社會，公權力（手段）的暴力是必要之惡。
最後，戰爭作為暴力的手段，其矛盾在於，我要不要冒我生命的危險，以便使我的國家存活？殺害敵人的生命（背後是一個個破碎的家庭），為的是自己國家的物質存活及同袍、家人免於受害，若我不動手，我便必須承擔被敵軍殺害、背叛國家（叛逃罪）的責任。然而是否有非暴力的可能？國家的物質並非長久，隨著時間會損壞或佚失；國家的政權亦非常久，會隨著時間政黨輪替。相同的是，永遠存在著暴力（公權力、武力）。故非暴力只是歷史上的偶然，且多半難以成功的偶然。然而，並非表示非暴力、理想就不重要，相反的，正因為非暴力作為歷史的良知，才讓歷史有了希望、從消極的不應該殺人轉向積極的愛人。
回到片中，最後停戰前的犧牲是無謂的、無意義的，因為即便勝利，也不會改變停戰的事實。若當時德軍士兵能以下犯上、能集體勇敢的反對不合理的命令，即便也是一種暴力，對抗公權力的暴力，然而，那樣的暴力卻是可承擔的，有見證非暴力戰爭的可能。國家（暴力）的終結即是歷史的終結，人無法脫離社群、脫離國家，為避免國家的終結，非暴力讓國家有邁向更好國家的可能。故隨著我國近年兩岸敵對升溫，政府研議兵役延長，應先思考的是，兩岸是否有非暴力、避戰和平的可能。
2022/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