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墜惡真相》視聽深度解析：真實與虛構之間，沒有真相
《墜落的審判》（《墜惡真相》）3月24日在北京大學舉行中國首映禮，北大場的話題性讓這部電影以稍顯意外的方式走入中國觀眾們的視線，簡述來說就是茹斯汀·特裡耶導演千里迢迢來到中國，時差還沒調過來，就先感受了一波東亞爹味震撼。
男主持不分主次瘋狂輸出拙見，被觀眾嗆：“讓導演說”；北大男教授上來評頭論足：“女導演真年輕啊。”，甚至在導演发言時舉起手機自拍，兩位男性“爹爹不休”、可以說典中之典，對於茹斯汀·特裡耶導演和另一位嘉賓戴錦華來說是明白的“工傷”，不過電影宣傳來說倒是件好事一樁。
雖然無緣“歷代級精彩鬧劇”的北大場，但認真看完了除兩位男性發言之外的映後視頻，戴錦華老師雖然說得少，但句句精闢。另外又看了3月25日新浪電影直播的全女性陣容對談，茹斯汀·特裡耶對談導演楊荔鈉、演員齊溪，對談內容圍繞著電影創作與女性議題，果然聊女性電影就要全女性陣容！
當天晚上我在另一場首映禮映後活動親眼見到了茹斯汀·特裡耶導演，算下來搜集了各種映後導演訪談的素材，加上是二刷，讓我對電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因為網上已經有很多關於這部電影的解析了，無論是對真相的探討，還是這兩天熱議的女性主義話題，都已經討論得夠多了，但我希望我的影評可以回歸電影本身，從鏡頭語言、敘事，以及延伸的思考，回到電影文本去賞析、理解它。
首先，我最喜歡的一點在於導演利用鏡頭語言輕巧地完成了一次次敘事陷阱，沒有匠氣、不著痕跡，如果仔細看其實有很多技巧複雜地疊加在一起，但銜接流暢、自然，那些隱藏的技巧不斷地在模糊著虛構與真實的邊界，讓每個觀眾都加入這場剖析、這場審判，效果正如戴錦華所說：“電影表達充滿懸念性，又看不到人工營造的痕跡。”
這種效果是如何達到的呢？在這部電影中有一個蠻特別的、不只一次用到的技巧，是聲畫分立和心理蒙太奇的組合，這兩種同時作用於一段情節。
我的觀點是基於導演在北大場映後對談時親口提到了這部電影沒有閃回（Flashback）鏡頭，這意味著死去的丈夫薩穆埃爾的畫面，並不是真正發生過的場景的閃回，而是其他角色們透過聲音、想像、敘述等方式的一種再現、重演，就像是警方重演犯罪現場那樣，是一種對真實的還原，但並不是真實本身。
因此在法庭上公放的夫妻吵架錄音，以及兒子丹尼爾的最後證言，即爸爸在車上所說的關於狗狗的那番話，畫面上我們所看到的薩穆埃爾，都不是真實發生的，而是一種心理蒙太奇的手法。
心理蒙太奇是人物心理的造型表現，帶有人物強烈的主觀色彩，像是人物在想像、做夢、幻覺等潛意識活動的畫面。
逐一具體來說，法庭上的錄音，如何判斷它並非真實呢？
作為觀眾，我們有時太相信眼見為實。但在虛構的電影創作中，眼見為實的心理非常容易被預設、被引導，因為我們直接看到了桑德拉和薩穆埃爾吵架的畫面，它看起來非常真實、生活化。
可是最後，畫面回到法庭上之後，注意那幾個鏡頭，是旁聽席坐著的人們的反應鏡頭，以及丹尼爾的反應鏡頭，法庭上顯示幕（上面是根據錄音裡整理的對話），接下來還有法庭全景，再來才回到主角桑德拉身上。
這意味著，旁聽席中的人們以及丹尼爾，這些人們，其實是透過錄音和顯示幕上的文字對話，通過想像來還原那個吵架場景的，即我們前面看到的吵架畫面。
而當旁觀者們透過想像去還原、拼湊真實的時刻，難以避免地，一定會帶有主觀色彩，同時，這種想像本身就帶有對他人生活的窺視欲。
如果理解了這一點，就完全能懂得戴錦華老師在北大場映後為什麼會說：“我覺得法庭上的所有的人，包括法官都像是受到震動，但同時都像是窺視狂感到的快樂和滿足。”
（北大男教授立馬反駁：“我真沒覺得法庭上那些人或者包括法官像窺視狂，I’m sorry to say······你們要是這樣看電影，我很失望！”）
當吵架畫面消失、變成了法庭場景，但錄音仍然在繼續中，且越發激烈，我們聽到摔東西、毆打的聲音，卻沒看到相應的畫面，這裡就是聲畫分立——聲畫不同步主要強調、突出了聲音的敘事作用，聲音本身帶來了想像的空間。
我們雖然沒看到摔東西、扇巴掌的畫面，但透過聲音我們完全能夠想像發生了什麼，同時又有懸念，到底是誰在打誰？音訊分析專家因為桑德拉憤怒的聲音與男人的悶哼聲，傾向是薩穆埃爾在挨打。而桑德拉陳述則是薩穆埃爾自己打自己的頭之後用拳頭錘牆。
這讓作為觀眾的我們脫離被引導的眼見為實的“虛”，而和旁觀席的人們一起加入這場想像的“實”。
透過心理蒙太奇與聲畫分立共同作用出的虛實轉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虛與實的倒置。
在導演敘事的虛實中逐漸模糊了界限，我們在想像中剖析，在想像中審判，而真相最終也隱身於此。導演非常地輕巧地運用這些手法，達到了不著痕跡的效果。
另外一段是丹尼爾最後陳述，他爸爸在車上借狗狗暗示自己可能有一天也會突然死掉。
這一段就更加明顯了，畫面是爸爸在說話，但聲音是丹尼爾的，很明確不是聲畫對位的，是他在做陳述，以敘述的方式在重構他記憶中的那個畫面，而非是真實畫面的閃回。
雖然檢察官說話很尖酸，但他在這裡的觀點是對的，丹尼爾給狗狗做實驗、陳述爸爸的話這件事，只是一個“故事”，而不能看作證據。
如果這真是他編出來的故事，那麼在這裡丹尼爾就變成了一個不可靠敘述者，那這就是他的一個想像，屬於心理蒙太奇。
在前一場戲有暗示丹尼爾非常混亂、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媽媽，而負責監護他的女士告訴他，在缺少證據去評判一件事時，我們能做的事是做決定。決定去相信某一方，而非另一方，堅定立場並為之努力。
因此丹尼爾的陳述，也許是一個“決定”下的產物。他決定要幫助媽媽。
導演表示：“我們不知道是丹尼爾編造了這個故事，還是他真實的記憶。”她有意圖地設計，讓這件事情不是清晰的，而是留給觀眾剖析的餘地。
這個又是她在疊加技巧，模糊真實與虛構邊界的一個佐證~
除了心理蒙太奇、聲畫分立，在場面調度方面，一些鏡頭運動的方式也很有趣——快速橫搖、推鏡頭，紀錄片式的追隨拍攝，以及大量插入新聞式的鏡頭，這些都是增加真實感、臨場感，放大衝突、製造緊張氛圍的手法。
舉例一個快速橫搖的鏡頭，丹尼爾在證人席接受檢察官與律師左右兩邊問話的場景，隨著鏡頭快速移動，讓丹尼爾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中，他不得不應付兩邊。
還有大量新聞式的追隨鏡頭，比一般的紀錄片式的要更快速聚焦於探尋的物件，更有一種質問的意味，就像把記者把麥克風懟在採訪物件臉上，逼問他現在有什麼感受。
也可以看作在法庭內，桑德拉不得不接受檢察官、法官、旁觀者們的剖析、審判，而新聞式鏡頭所代表的這樣的關注、矚目，是法庭外的媒體輿論在進行審判的方式。
這部電影的鏡頭、敘事手法真的有很多可以細細分析的點，像前面寫到聲音的敘事作用、想像空間，我還想補充一點，不只對白的聲音，音樂的聲音敘事作用在這部電影中也非常重要。
開頭那段音樂在影片中出現了三次。
第一次是薩穆埃爾嫉妒桑德拉和她的年輕女學生聊得正歡，故意放很大聲的音樂趕走她，這裡音樂代替薩穆埃爾表達了複雜的情緒，憤怒、嫉妒，在這裡音樂既是情緒，也是行動。他不在場，但他用音樂行動，成功干擾了採訪，趕走了客人。
同時這段音樂也伴隨著他墜落的瞬間、死亡的瞬間，節奏歡快的音樂與墜樓死亡有一種反差感。
第二次是案件現場的重演，放同樣的音樂實驗丹尼爾能不能聽到父母對話，這時音樂加上這個情景，既科學又荒謬，對於桑德拉和丹尼爾來說，也是一種刺激性的、創傷的提醒。
第三次是在法庭上女學生作證，放了當時的錄音，是在電影快演到一個小時，可能有些觀眾的注意力要出走了~這時候的音樂可以打破法庭肅穆環境帶來的沉悶感，很有趣還有一種callback的感覺~
除了這段音樂，還有丹尼爾彈鋼琴的聲音也是反復出現，主要是表達他的情緒變化，焦慮、混亂、傷心，音樂是一個情緒的出口，因為這個孩子受傷了，他已經受傷了，但是他要找到一個真相，同時他也需要一個出口，這是他面對這不可理解的劇變的方式。
正是反復出現的聲音/音樂在敘事中的不同作用，使影片的表達變得更加豐富了。
另一種聲音，也是這部電影很重要的一個意象——語言。
桑德拉是德國人，薩穆埃爾是法國人，而他們夫妻約定好在家說英語。吵架時有提到，英語對於他們來說是“中間地帶”，但是他們現在生活在法國，薩穆埃爾覺得桑德拉堅持說英語，而不是入鄉隨俗說法語，這點也成了他們的矛盾。
需要轉換、翻譯的不同語言在電影中的作用很有意思，例如在《分手的決心》裡中韓兩種語言帶來了曖昧，但是在這部電影裡兩種不同語言帶來的是邊界、隔閡、領地與主導權。
導演也提到了夫妻、家庭內也存在政治和秩序，家是最小的社會，也是最小的戰場，也會有權力失衡的問題，被視為中間地帶的語言從某一方開始察覺到失衡的瞬間，中立性也從此失衡，天平倒向了一方，語言變成了權力。
可是一個人要什麼語言表達她自己，這是一個人的主體性的表現。在法庭上，桑德拉一開始被要求說法語，其實是有點被剝奪主體性的，她被迫用不熟悉的語言自證清白，對於她這個異鄉人來說實在是太不利了，但好在她是一個很強勢的人，正如薩穆埃爾所描述的那樣。
可以注意一下，她在什麼時候對庭上說要改用英語陳述，又是什麼時候脫掉外套，這些小細節都是人物在一點點奪回語言的主體性、主導權的小表現。
最後，想再說一點關於真實與虛構的思考，桑德拉的設定是一個作家，導演有明確表示桑德拉在虛構的小說中隱藏了她真實的想法。
“在我看來，桑德拉喜歡虛構，在虛構中引入真實，真實令我們觸動。”導演又說，“虛構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可以寫我們不會去做的事。”就像桑德拉在她的小說裡寫殺人，但不代表她真的會殺人，當檢察官揪著這點，而律師機智反駁：“那史蒂芬·金也一定殺人了！”
在虛構中引入真實，又在虛構中體驗真實之外的事，這就是小說及劇作的魅力。
而這部電影恰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於虛構與真實的界限被輕巧地混淆，真相是什麼？桑德拉到底有沒有罪？最後也不知道，也不重要，我們在導演精心設計的虛構與真實之間徘徊著尋找真相，最後發現真相並不重要，我想這就是電影的魅力。
